董一沙 | 重观董希文艺术中的悲悯情怀和现代性

发表时间:2025-01-08 10:45作者:董一沙
文章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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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8日是董希文先生逝世52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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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董一沙在2024年于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的“纪念董希文诞辰11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谢谢大家,今天能坐在这么一个温馨的场所里和大家一块儿见面,一块儿谈谈董希文的艺术。这次我仅从《云南驮马图》和敦煌壁画这个角度,谈一些我了解到的背景,把我观察到的一些细节介绍给大家,和大家一块儿分享。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这样一个大展,集合了敦煌众多重量级的文物,壁画,雕塑,还有大量的文献珍本于一馆来展示敦煌的艺术,这是一次相当完美的展览。感谢北京民生美术馆展出董希文的《云南驮马图》,李峰馆长最先提出在敦煌大展中展出这件董希文画于80年前的长卷。虽然这幅画在几十年前曾偶尔展出过,但只有极少数人看到,后来的时事变化这样的题材就没有机会再公开露面。这次与大规模的敦煌壁画、雕塑、文献一同展出,不仅给敦煌大展增加了一幅有敦煌面貌却是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也给当年只有三十岁的董希文画于敦煌的这幅大画提供了便于解读的环境。
《云南驮马图》虽然画在敦煌,实际上是董希文记录了之前他在云贵一带地区见到的真实景象。抗战期间,还是二十来岁学生的董希文,在敌机的轰炸声中跟随杭州艺专师生迁徙到云南山区安江村,由于学校基本不能正常上课,学生们可以自由活动出去画速写。吴冠中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过那一段的学生生活,他说“董希文画速写最勤奋。”董希文留下的画稿中记录了背着箩筐在山间劳作的苗民,和一批批驮运货物的马帮队等等。他被这些陌生的却是活生生的景象所触动,深深的留在记忆里。正是这段艰苦生活为董希文日后的创作奠定了足够的精神上和素材的积累。
多年前我曾到安江村去,在群山间的道路中颠簸行驶,隐约能感受到父亲当年艰辛的足迹。
在云南生活之后几年,董希文到达敦煌看到这么多朝代留下的丰富多彩的壁画受到很大震撼,激发出他心中早已蕴藏的表现欲望。所以在他到达那里的第二年,就迫不及待的把心中的故事画了出来。其中尺幅最大的,情节最丰富的就是《云南驮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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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云南驮马图》稿   纸本水粉 112x1114cm 1944年
《云南驮马图》这幅长卷的手法既是写实的又是多时空交叉浪漫的。就像是一部小电影用长镜头一口气把他在几个月间跟随马帮奔波旅行见到的场面连绵不断地全记录在这幅画里。他们历经的沿途有装卸货物,运送邮包的,有牵马喂粮和修理马掌的,有买卖交易,还有路边打架嬉闹的,拥挤的路中一辆外国汽车撞翻了马匹,引出事故,种种种种,表现了抗战期间,西南地区特有的民生景象。整幅画由于形象众多而且生动,甚至有点幽默诙谐的漫画感觉。
进一步细看整幅画,人物和马匹的数量几乎相同,多达几十只的马匹并不是陪衬,它们与人一同是这场故事的主角。在明显占据中心的位置来表现它们的各种形态,其中有的马匹由于背驮重物磨出了鲜血,有的已经累死成了路边的尸骨。
像这种情节,我认为董希文不仅只是给画面增添一些内容,他在这儿画马不仅是表现马,通过马,表达他对与人有着同等劳苦生命的热爱和怜悯。
对生命的热爱和怜悯,这个特质在董希文的性格里一直存在,而且非常突出并保持了他的一生。在创作里,或者论述里,还有在他的生活中经常会反映出这样的一个特点。我出于对他这一生经历的了解,知道的事情多一些,所以对他在画中这样的一种处理,这样的一种体现有更敏感和更深的体会。
说到悲悯这个东西,在这个敦煌大展中,有三幅董希文的画,两幅临摹的作品中,一幅是《降魔变》,还有另一幅就是《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俗称叫《舍身饲虎图》,饲虎图这个题材在敦煌壁画中不只是两幅,在不同的洞窟里,不同年代的画师,根据自己的理解,不断的用自己的画法在诠释这里边的内容。
董希文,他把饲虎图这个题材临摹了三次,因为饲虎图讲的是以一个生命延续成就了另一个生命的感人故事。董希文在学习古人的手法时,在反反复复揣摩的这个题材里,也寄托了他的悲天悯人之心,和他所赞颂的牺牲精神。我是这样理解的。
说到临摹敦煌壁画,或者称临摹古画,实际上也有一个自己选择,自己解读这个角度。有些人可能对飞天,观音菩萨,单个儿的人像或图案比较感兴趣。董希文他选择的大部分是有复杂故事情节的这一类,有更深层的内容在里边,能更深刻的体现出内在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大篇幅的故事出现时,画面怎么组织,怎么展现,对他都有很深的触动。
董希文几乎始终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洞窟的壁画,他说这些画其实不一定都是画师按照窟主的意图和命令来画的,这其中也融进了他们自己的情感在里面。他的这个解读是很有深意的,能体会到他自己怎么去看古人画这些画。
他曾经回忆抗战时期,人们为躲避敌机的轰炸,钻进山洞里,人挤人透不过气来,有的人就不幸被闷死在里边。我们小时候听他讲这些事的时候,每次都能透过他那种沉重的语气和表情感觉到他内心非常沉重的悲悯情绪。这个东西一直存在他的生命里。
图片董希文《背小孩的女人》
木刻拓印 12.5x7.5cm 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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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小乞丐》
布面油画 100x80cm 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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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翻身农奴》
木板油画 53x40cm 1961年
一个画家他的画里有没有感人的东西,首先要看他自己有没有被什么感动过。董希文的这些画能感染人,是因为他自己被生活感动过,找到合适的手法就会自然的流淌出来,
平时有些年轻人说,我们也没有什么经历值得去表现。其实在今天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人不出户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几乎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战争,自然灾害,一场洪水可能淹没农民为之辛苦一年的庄稼,一场暴雪可能把牧民赖以为生的几百只牛羊冻死,等等,这些事情尽管并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看到他人的遭遇也会牵动我们的心绪,惦记着他们的结局。
艺术家应该有关心他人和关注社会的胸怀,要有表现现实生活的意识。
董希文的这幅《云南驮马图》在几十年前曾被有人称作”冒充敦煌”,所谓”冒充敦煌”是因为乍看以一幅长卷大规模的叙述一个故事,这像是敦煌壁画的形式,另外大面积使用赭石色和单线平涂的处理方法也能在敦煌壁画里找到某些影子。
但是与其说他模仿敦煌,不如说在敦煌他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的形式语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之后一系列各种题材的创作,无一雷同,因为他心里的故事和感受是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他在敦煌临摹过不同时期不同样貌的壁画,几乎都在日后自己的创作中,产生出与内心感受相适应的情调和手法。同样是学生时期在云贵一带的所见所闻,同样是长卷,他创作的《苗民跳月》采用了明快鲜亮的蓝绿色调,用排排踏脚的歌舞场面表现了节日般欢快的情绪,与《云南驮马图》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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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苗民跳月(苗家笙歌)》
纸本彩墨 113×332cm 1945年 敦煌研究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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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苗女赶场》
布面油画72x100cm 1942年
董希文说:“我当年一个学西画的青年在别人喝咖啡的时候去到敦煌就是想闯出一条路来。”
他在敦煌期间,即便是为了工作任务临摹敦煌壁画,也绝不以依旧做旧为能是,而总是想象着古人初画时的样子。他说:“试想当年洞窟中千百支蜡烛点燃时,那些无名画师的作品产生的辉煌”,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
他在临摹敦煌壁画过程中还进一步体会到了“色彩表情”的作用。以几幅不同的“舍身饲虎图”为例:
敦煌壁画中的几幅舍身饲虎图,古人不同的画师表现了不同的意味,同一个故事,展现了不同的维度。其中两幅方形构图黑调子的,突出了深沉悲怆,阴郁甚至有点恐怖的情绪,因为牺牲者被老虎吃掉了。而红绿相间的那幅长卷,更加鲜艳热烈,像是在歌颂英雄一样。这两种形式的“饲虎图”董希文都临过,对这一幅长卷采用了复原临摹的手法,他想象古人初画时的状态,用色比墙上已经被氧化的原作更加夸张,鲜明地突出了这幅画壮丽的一面,把这个富于牺牲精神的动人故事,以自己的热情重新表现出来,也为敦煌的复原临摹做出可贵的尝试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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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临《萨埵那舍身饲虎》(第254窟 北魏)(其一)
纸本彩墨 148x175cm 1944年 敦煌研究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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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临《萨埵那舍身饲虎》(第254窟 北魏)(其二)
纸本彩墨 145.5x172.5cm 1945年 敦煌研究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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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临《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第428窟北周)(复原临摹)

纸本彩墨 61x414.5cmx3 1944年 敦煌研究院藏

我试想,董希文在反复临摹这样一个题材中会得到特殊的感受,同时他也从不同色调的饲虎图中看到表达情绪的重要方法:抓住一幅画的“色彩表情”(董希文语),这一感受或多或少影响了他。

董希文在自己后来的创作中都以不同的鲜明色彩倾向强化了主题的独有风貌。在专著《谈绘画的色彩问题》里他说,“在创作《红军过草地》这幅画的时候,明确主题思想是长征到过草地时那种最困苦的物质生活同最大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对比,所以在色彩上也想追求困难与坚毅的配合。在带有装饰性处理的《开国大典》这幅画里,则尽力想做到富丽堂皇,把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的一个庄严而热烈的场面描写出来。在《春到西藏》这幅画中,则想使它表现出温和的春意。既是自然景色之春,又是心理上政治上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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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红军过草地》

布面油画 260×400cm 1956年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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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开国大典》

布面油画 230x400cm 1971年( 第三版)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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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春到西藏》
布面油画 153×234cm 1954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比如《百万雄师过大江》这幅大创作,虽是同一个题材甚至同一个场面,他画过好几种色调的稿子来揣摩这个主题的核心精神,完成油画后的第一幅画面突出了浓烈炮火的烟雾气氛,别人看后觉得很好,直到现在国博展墙上陈列的就是这幅。但是他自己还并不满意,又画了第二幅,这幅不仅比之前那幅加长加宽,而且把整个色调提亮了。
他在创作经验里这样说:“在《百万雄师渡长江》的制作中,关于画面光源和色彩问题,我也曾用了不少时间去思考,并曾为了这个问题反复推敲,使我画了两次。至于为什么要把这幅画的大色调提高到这样红热而明亮的程度?我的想法是:歌颂百万雄师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在色彩处理上,不应该仅仅限制在战斗气氛的如实描写中。在绘画上,色彩的感情与象征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创作这幅画时,我极力想画出一种色彩的表情——从而把复杂而昏暗的烟火气息转化为胜利的光辉。
董希文这个强调色彩表情的理论,不断地实现在他一系列不同主题的创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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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百万雄师过大江》

布面油画 200cmx420cm 1959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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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百万雄师过大江》

布面油画 200cm×466cm 1960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关于向“传统”学习,董希文不仅在《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等大文章里有系统的分析,平时指导我们或他的学生时都有具体的论述,比如关于学书法、学篆刻,他说:“真正好的画家可以吸收古今中外的,可有人学秦汉印,就只是学古旧,仿旧、残破。仿旧是表面增加趣味,格调很低,好像石灰上画纹仿大理石一样,假伪、低人一等。继承传统是可以的,可以把古代好书法加以发扬,故意仿旧就没有意思,格调不高。可以吸取汉人书法中的一些特点,但不要仿旧,象牙就是白的,把它染成黄的就格调低了。汉印在它当时的工艺水平上,还是尽量求工整、干净的,也可以完全刻成汉铸印那样的严谨。我们不要把书法、刀法和古旧混同起来,要在书法、刀法本身上下功夫。自立,用力量于书法、刀法。”“我喜欢挺拔痛快的刀法。”
这些一语中的教导,甚至在几十年之后都被他的学生们牢记着,著名壁画家刘秉江先生曾回忆,1961年董先生带他们去敦煌临摹时说:不要描摹壁画上那些表面的残破, 要画壁画本身的东西。”这些教导一直对学生们产生重要影响。
“画本身的东西”,学古人大的艺术理念和处理方法,用于表现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这一点对现在的年轻人如何学传统,怎样临摹敦煌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回过来看这幅吸收了敦煌壁画表现手法的《云南驮马图》,是青年画家董希文二十几岁时,在数月间一次次跟随马帮颠簸旅行的日记。这里不仅看出他对生活的细微观察,更能感到他对表现现实生活的热情,在看似热闹的生活表象下,董希文关注现实、表现人生的胸怀在《云南驮马图》和其他早期创作中就已经显现出来。
当然,驮马图这幅画里也有不够成熟和幼稚地方,有些形象比例还不够准确,线条不够精到等等,现在的美院毕业生很多人都能画的比这个帅。但是董希文那种真挚的迫不及待的,想一股脑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全倾诉出来的热情,那种质朴的,毫无做作的画风,我个人觉得这些是这幅画最感动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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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1914年端午生于浙江省绍兴县柯桥光华溇,1973年1月8日文革中逝世于北京。
董希文少年时受家庭重视新学影响,同时对中国宋元明清绘画及瓷器多有接触而喜爱,埋下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种子。先后就读于之江大学、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杭州艺专、École des beaux-arts de l'Indochine(原译:越南法国国立安南美术专科学校)。主要师从于颜文樑、林风眠、常书鸿、恩·巴蒂等人。广博众采,学贯中西,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
学生时代即长年深入西南边寨下层地区的他,用大量的写生和创作探索具有中国艺术表现形式语言的线性油画,在《苗女赶场》、《哈萨克牧羊女》、《云南驮马图》等作品中表现出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与同情。
1943年董希文远赴西北大漠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考察并临摹整理大量古代壁画,深入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壁画的技法和精髓。
1946年他来到北平,应徐悲鸿邀请担任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后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运动,秘密印制散发大量革命宣传画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董希文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讴歌祖国的新生,创作出一大批气度恢宏,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民族风貌的巨制,如《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过草地》、《百万雄师过大江》等,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
五、六十年代他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并先后三次深入川藏牧民地区,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体验生活并写生、创作出大量技艺精湛、独树一帜、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如《大渡河泸定铁索桥》、《班佑河畔高草地》、《山歌》、《边城亚东》、《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董希文在对西方绘画艺术广泛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艺术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寻找中西方绘画的交融点,于五十年代鲜明提出“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自己的气质,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即“油画中国风”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人灵魂气质的油画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在他所创立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的教学中采取“广收博采、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方针,与“因材施教、顺水推舟”尊重个性的教学理念,培养出大批视野开阔、风格独具的美术人才。
董希文在他五十八年的短暂生命中为自己所热爱的绘画艺术和为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以尽可能的努力尝试力图完成心中为自己定下的任务:负起对中国美术应有的一份责任。虽然他没赶上改革开放的机遇,时间和客观条件没能允许他达到期许的目标,留下许多遗憾,但是他在几十年前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已经留给后人值得参照的可能。
董希文所创作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作品中,充满了阳光的气息,清新刚健的艺术语言传达出顽强的生命力。他在不事张扬的平和外表下有着坚韧的性格,无论顺境或逆境都始终保持着冷静思考的独立人格,他敢为社会担当使命的勇气和“一笔下去负千年重任”的精神,以及谦逊自省、正直不阿、待人友爱的美德都令我们永远深深的怀念、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