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董希文的生日·大家谈(一)发表时间：2018-06-18 18:41 
董希文 《自画像》 油画(黑白照片) 1935年 ⊹⊹⊹⊹⊹⊹⊹⊹⊹⊹⊹⊹⊹⊹⊹⊹⊹⊹ 塞外风物多悲壮情调，尤须具有雄奇之笔法方能体会自然，完成使命。本幅题材高古苍凉，作风纵横豪迈，览之如读唐岑参之诗，悠然意远。 董希文之《瀚海》场面伟大，作风纯熟，此种拓荒生活应激起中国有志之青年，知所从事，须知夺取人之膏血乃下等人之所为也；其《马叔平先生像》神态毕肖，而笔调又轻快可喜，别一静物，极尽酣畅淋漓之致，不愧杰作。 ——徐悲鸿
董希文 《瀚海》 布面油画 133x195cm 1948年
董希文 《戈壁驼影》 布面油画 84x132cm 1947年
董希文 《窗前静物》布面油画 64x81cm 1947年 希文比我年轻得多，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的艺术却是长久的。 ——颜文樑
希文在艺专时就常和我讨论外国美术史。他喜欢高更，受东方艺术影响的因素，重视边线的作用。 ——秦宣夫
同学董希文，抗日战争前就闻名全校。1935年参加新陈列馆落成举行“全校师生画展”，在那现代新艺术的摇篮中，突然出现一幅与众不同的刻画细致的古典画风的油画自画像，格外引人注目，它的作者就是董希文！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到沅陵。有一天，同室挚友朱德群带着董希文突然来到教室，看我的油画习作。希文看后说：“用笔轻松，很灵活，色彩节奏感也强。”意想不到的鼓励，使我受宠若惊。从此我也常与希文往来，向他请教。不久，学校又迁到昆明，希文、德群和我三人恰巧又同住在圆通街宿舍的一间小屋里（同住尚有七八人）。大家席地作铺，挤在一起，虽然艰苦，但也自在。我们朝夕相处，一起探讨艺术，交流旨趣；往往白天外出画速写、水彩，晚上在灯下互相观摩切磋，志同道合，甚为相契。希文的中西古代艺术知识十分丰富，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推崇备至，特别赞赏拉斐尔典雅、优美的画风；同时，对我国五代以后的大家荆浩、关仝、马远、夏圭雅致、高远的东方文人韵致也十分推崇。可能在那时他的心中已经燃起了追求油画民族化的火苗。 ——朱膺
1936年，董希文(左一)与杭州艺专同学在西湖边留影
董希文 《昆明圆通街速写》 纸本铅笔 17x25cm 1939年 虽然僻处湘西，仍常有日本飞机来袭的警报，一有警报便停课，大家分散到山坳里躲藏。敌人步步紧逼，长沙大火，沅陵又不能偏安了，学校决定搬迁昆明。搬迁计划分两步走，先到贵阳集中，再赴昆明。速写，那是离开杭州后才重视的宝贵武器，董希文画速写最勤奋。 西藏平叛后，为了反映平叛后西藏的和平美好，美协组织画家入藏写生，首选是董希文。董希文不忘旧谊，推荐我同行。我甚喜，如得彩票。我们一行三人（后又增加了邵晶坤）先坐火车到兰州，然后乘公共汽车经格尔木去拉萨，经唐古拉山海拔五六千公尺，氧气稀薄，心脏弱者过不了关，需备氧气。坐长途汽车、远洋海轮，我从无反应，至此，汽车行驶时尚无感觉，停车脚踏土地便感头晕恶心，有人难受得的哭了，泪珠落地成冰，这冰珠千年万年永不消融。 ——吴冠中
1961年，董希文和藏民在一起
董希文 《捻线藏女》布面油画 81x60cm 1961年
董希文 《江孜街头》 布面油画 54x81cm 1961年 日本军队占领杭州，各大学纷纷内迁，国立艺专也转到四川。但听说有的同学投奔延安，也有的要转到上海来。 一天，我正在画室作画，倪贻德先生带着两位青年进来，一位相貌清瞿，穿着简朴，年龄与我相仿；另一位白净净的，身着西装，看上去要小一点。倪先生指着那位年长的介绍道：“董希文同学。”又介绍另一位：“赵无极同学。”又向两位介绍了我：“他是李立民，又叫黑沙骆。” 年轻人一见如故，我非常高兴能和林风眠先生的门下同室学艺。真诚地表示欢迎他们，要向他们多多请教。 果不出所料，他们很快就“粘”到了画布上。我注意他们的画风，都有林先生那派潇洒风格，希文的更兼有深沉感，笔下时常流露出激愤的心态，揭示出底层人民生活的角落。 ——李骆公
1943年，董希文(后排左三)与国立艺专师生在重庆磐溪 董希文同志在油画艺术上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那就是由于他运用了中国绘画的若干表现方法，使得他的油画开始具有民族的风格，这也是作品受观众欢迎的原因之一。从《开国大典》到《春到西藏》和后来的长征路线的写生画可以看出，作者越来越深入地在追求油画中国风的表现，而且越来越有成效。这表现在造型上，董希文同志力求中国绘画的那种单纯、明快的效果。为了获得这个效果，他主张以“不以可变的光为重，而重不变的形”作为造型的出发点。由于他减弱和简化了物体上复杂的明暗变化和物体周围的氛围气，而强调轮廓分明的结果，使分面造型组成的画面具有了线的造型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轮廓上和物与物交界的地方显示出来的。董希文同志在长征路线写生画的某些作品中，吸取了水墨画的某些表现技法，如以皴法画山，以线纹画水，画面有流畅的感觉。这说明了董希文同志中国风的油画，有的倾向于重彩画的作风，有的则倾向于水墨画的趣味，它的途径并不是只有一条。 ——江丰
董希文 《班佑河畔》纸本水粉 31.5x44cm 1955年 我认为《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种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它既有利于油画的普及，又是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提高。董希文曾在敦煌研究传统艺术多年，他在那里的最大收获是在踏踏实实地临摹壁画的实践中，深深地感受了传统绘画的审美熏陶，并且学到了形成这种审美情趣的传统造型手法。《哈萨克牧羊女》、《北平入城式》这两幅作品也都受到了敦煌壁画的影响，特别是前者，受北魏时期古朴浑厚的画风熏染，生动地反映了苍茫落漠的高原放牧风情。应当说，《哈萨克牧羊女》的民族风格比较鲜明，有些地方明显地可以看到直接运用了传统的绘画技巧。同时，在这幅油画上也可以看到欧洲现代油画的某些表现手法，它和传统技巧结合得很好。然而，董希文对盛唐时期的敦煌壁画印象更深，他认为这些至今还基本上保持原作本来面目的色彩富丽的壁画，令人产生高昂的情操，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瑰宝。他对我说过：“试想当时石窟里的壁画，在许多油灯和烛光的闪耀下，那富丽的色彩，何等辉煌，它充满激情，牵动着人们的心灵。这是历代无名画工精心创造的，经过长期的熏陶，便形成了人们对绘画艺术的欣赏习惯，它就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 ——艾中信
董希文 《哈萨克牧羊女》 布面油画 160x127cm 1948年 中国美术馆藏
董希文 《北平入城式》 纸本水粉 80×116cm 1949年
董希文《开国大典》 布面油画 230x400cm 1954年( 第二版)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我们一再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创作倾向，目的是为了使艺术的集中和概括不离开生活的具体状况，使生活的多样性和多面性在作品中得到确切的反映，避免生硬的无力的说教；也不是为了被动地模仿生活，用机械的纪录代替大胆的创造。“迁想妙得”一直是现实主义创作的要求，只有反复推敲，把从生活中得来的各种印象变成能够充分表达主题的形象，才能够产生艺术的魅力。在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里，观众认为愈看愈有味道或愈看愈有意思的油画《春到西藏》，就是作者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大胆运用了想象力和发挥了构思的创造性的成果。这一作品的创造性，首先表现在对于题材的选择。我们知道，艺术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人，是人的感受。这一作品不只描写了美丽的西藏的景色，而且从生活的一个侧面，表现了人民对于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喜悦。画家访问西藏所得的印象，远远不只是作品上所描写的这一些；他还记得许多事实，例如开车典礼时的剪彩、送哈达、跳舞等等。这一切礼节和风俗，不就是许多画家和摄影记者一贯不放松的素材吗？不正是较之这一作品所描写的场面更热闹得多的场面吗？为什么竟要虚构出一幅并不热闹的场面呢？不重复别的画家和摄影记者的取材，而要虚构出这一美丽的富有真实感的景象，这是基于画家这样的要求：不满足于现成的印象的再现，要把西藏的春天和藏族人民那种春天一样的心情结合起来加以描写。观众不责备画家为什么不画在生活中重要的开车典礼之类的场面。试想，如果重复别人早已用过的开车典礼等等题材和重复那些表现的形式，它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都难免要削弱。这些正在耕地而又忽然关注着汽车的藏族妇女的背影，表现了她们那种注意力越过草原，同公路联系起来了的精神状态，从而别开生面地具体地歌颂了祖国的建设。由于这一特殊的情节和场面的构成，也获得了作品风格的特点。它使人感到：这种对于建设的歌颂不是空洞的喊叫，而是轻言细语的吟唱。我不以为这一作品已经很深刻，但就构思新颖这一意义而论，它给美术领域带来新的收获。 ——王朝闻
董希文 《春到西藏》 布面油画 153×234cm 1954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59年，院领导把我从美术史研究室调整到油画系第三工作室，与董希文合作共同任教。由于与董希文同志精心合作的关系，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促使我又重新握起搁置了25年之久的画笔，开始重新接触绘画艺术的阳光。 首先，我们在教学观点和方法上比较一致。因为我们共同负责高年级的教学任务，便不得不考虑在基本练习中，如何把学生的基本练习与毕业创作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因此，在设置模特儿的问题上，我们都有意识地构置成有创作内容的姿态，而不是单纯地为画模特儿而画模特儿。这样，既锻炼了学生们的基本功，又锻炼了他们从事创作的能力，从而为将来的毕业创作打下比较稳固的基础，培养了他们独立创作的能力。这一点，至今我还认为是第三工作室在教学上成功的经验，并在油画业务上培养出了一批有成就的英才。 其次，我们在对待“百花齐放”的观点上也是比较接近的。例如：我们认为高年级学生的绘画形式与技法不一定局限在一种模式上，即当时最流行的所谓“苏联模式”；而应当打开视野、放宽眼界，向西方各种各样的流派与形式去探索，在学生们自己的创作上，也应当体现各自的形式与方法，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绘画样式和绘画风格，而不应当被约束在一种模式与固定程式上。 ——许幸之
董先生不光是很优秀的艺术家，油画上很突出，而且还应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中国字画、中国文物的鉴定家。中央美术学院陈列室的很多东西都是通过他去收购的，那个铜镜都收了一箱子，好几十块。这样一个了不得的艺术家我们过去保护得不够。他要是活到现在那是不得了。 ——丁井文
我是1943年就认识了董先生和张林英老师。1943年，我父亲常书鸿请的第一拨国立艺专的学生里，很重要的就是董先生夫妇。那时候甘肃敦煌的艰苦就不用说了，但是为了艺术为了事业，董先生一直很支持我父亲，也很呵护我父亲，追求着对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 董先生画的“舍身饲虎”，今天展览里有一幅是晚期的，是隋代的。他最早画的是北魏的“舍身饲虎”，是方形的。他画起来的那个样子我印象太深了。所以我今天看了他的画又很激动，他的笔触似乎活起来了，他的每一笔不是在那里蹭，而是一种感悟，一种灵感在那里跳跃着画。今天看到的作品多是后来到西藏的，是五几年到六几年的，那简直是神了。刚才也讲了，他是追求中国的油画。敦煌的那两年，给了他很多的启迪，很多的感悟，所以他后来的发展，以及学习传统都是跟在敦煌那段时间分不开的。当年敦煌那么艰苦、那么困难，这些画家、这些知识分子在那里追求和坚守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是不该忘记的。 ——常沙娜
董希文 临《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第254窟 北魏) 纸本彩墨 125×168cm 1944年 敦煌研究院藏
1944年，董希文(中)与常书鸿(右)等在敦煌南疆公路 “文革”中，我们同关在“牛棚”，而且我和他同坐在面对面的桌边。众所周知，关在“牛棚”中的人们经常在管理人员的监督下开展各式各样的批斗会，有不少人为了表现自己，对别人乱扣帽子，上纲上线，措辞十分尖锐激烈，可是我却发现希文同志格外冷静自持，从未对别人说过一句伤人的话，在任何场合都从未有过激的表情。 ——王琦
每一幅画的完成就为中国画坛带来一次震撼，每一步的探索就为中国画坛带来一股清风，才华横溢、蓄势如雷的董希文58岁就走了。我每忆起他时心中总难免一阵颤动，我每忆起他总爱说的一段剃头人的打油诗：“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他那飞扬的面容总会浮现在我眼前。 他要求我介绍他入党是在1949年冬天土改时，我们二人一起步行从西郊的蓝靛厂到海淀区委开会的途中。在蓝靛厂土改工作组中，他负责西头的一个自然村“火器营”，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村民的情况、土地的数字，全是用非常工整的楷书写的。当时美院还没有成立，只有艾青和洪波作为军代表进驻了艺专，我和洪波就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可是他入党并不顺利，与他同时申请的艾中信很快通过了，可是董希文却卡了壳。他说：“我是美术工作者，我要用我的艺术为党工作。”这哪行。“你要入党就要准备无条件地放弃自己的一切。”他想不通。在当时，的确艺专的地下党员、盟员不少人一解放就调到公安局去参加接管了。为这一个表态，他苦苦地想了很久，最后他找我，说他想通了，“既要入党就要无条件地服从革命的需要，包括放弃自己的专业”。我知道他是真想了，也真是这样子下了决心。 但他的热忱与忠诚在1957年却招来了大祸，在著名的“五月会议”上,他竟慷慨陈词，对着邀他到文化部提意见的部长说：“文化部是百花园中的园丁，既为园丁就要有植物学的知识。”他是指当时文化部部长指责美院国画系要学素描是“消灭国画”。他还说“我是抱着文死谏，武死战”来向部长提意见的。到8月，江丰作为“纵火头目”上了《人民日报》头版，董希文也被列入了右派名单，据说是某领导觉得右派划得太多了，把上报名单中的四个人—吴作人、刘开渠、古元、董希文给划掉了，其余几十个人当了右派。可是古元和董希文是党员，不开除也要给“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这两年中每次开党的会，特别是要举手表决什么的会，他总是徘徊在会场门外转来转去，不进去自己还是党员，进去又无权举手，他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两年的处分过去了，支部要讨论撤消处分的问题，可是他却说：“我讲的没有错。”当时支部还真想帮他，只要表个态就过去了，可是他不能违心，没错就是没错。直闹到市委，最后又拖了很长时间，党委让了步才恢复了党组织生活。 他就是这么个人，诚实对他比什么都重要，在党面前他不肯保留一点东西。1960年，他刚刚撤消了处分，当时“大跃进”还正在火头上，他在党的小组会上竟说“大跃进太热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还说了些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可是在当时却是极端犯忌的话。“文革”开始以后，他的这次“交心”成了他的罪状。 在他春风得意的几年中，他背着画箱，骑着黑马，穿越长征路，以惊人的速度敏锐地捕捉雪山草地给他的一切。他如鱼得水，在天宽地阔的藏区面对解放了的农奴，他激情满怀。现在有人为董希文惋惜，认为如果董希文从《哈萨克牧羊女》的路子走下去，不去画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革命历史画，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师，可惜走了一条为政治服务的路，葬送了一个天才。现在他不在了，我不知董先生对此做何想法。但是我却觉得，正是他这一段的政治激情，激活了他艺术的激情，正是广袤的人民生活的天地打开了他艺术上更开阔的天地。强烈的爱憎诱发了强烈的表现欲望，强烈的欲望又激发他追求最能表达这种激情的语言。 ——侯一民
他的很多肖像虽然是写生，但是已经具有很高的、独立的艺术价值。 ——靳尚谊
董希文《山歌》 木板油画 53x40cm 1961年 往期回顾：(欢迎查看) 【展讯】大雅宝胡同甲2号文献研究展：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家的记忆 ↓↓↓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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