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怀念 | 高泉发表时间:2018-01-22 23:27 ![]()
董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7个年头了(编者注:至今45年)。记得那撕人肺腑的最后一刹时,他安祥得犹如睡熟了的老人,对于悲痛的人流不再反应,干瘪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他似乎太累了,似乎已经熬尽了最后的光热,耄耋千古,无憾人生了。然而他却没能跨过人生起码的一个甲子,死得太早太早,给我们和后人留下了永世的悲憾! 作为先生的第一届工作室学生,我们是受先生教恩最多的。每每翻到先生和我们在一起合影的照片时,我们思潮总难平静,总要勾起无尽的怀念。 先生教我们时,正值中年。精力旺盛,丹青纯熟,正是为新中国划时代的美术事业创作着幅幅巨作的时候,可谓中国油画画坛一位不可多得的开篇巨师。然而先生非常谦和,语言不多,说话中肯,教学过程中始终和学生们一道严谨探讨,亲如家人。 作为一个班长,我和先生接触更多一些,先生的言行举止、道德风范以及那清白磊落铮铮硬骨,都在我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记忆。 先生是爱我们的,而且是深沉无私的爱。导师爱学生,这应该是普遍的,然而先生的爱却升华到一个融道德、情操、生活、艺术为一体的全面的仁人之爱,它无微不至,博大宽厚。 先生有一架茹来相机,这在50年代还是很珍贵的。为记载工作室的活动。先生把它交给我长期保管使用直至毕业。可惜的是当时我的摄影水平不高,很多感人的镜头没能拍下来,至今甚感遗憾,但仅从拍下来的一些镜头看,董先生是非常欢喜和大家在一起的。课堂上他和大家一起探讨,公园里他和大家一起散步。特别是敦煌教学的一组照片,就很容易使人想起当年董先生风尘仆仆地带领我们在敦煌学习和研究传统佛教艺术的情形。他细心地把自己多年来对敦煌壁画研究的成果讲授给大家,其中包括敦煌石窟艺术的起源、发展与衰落的建制过程以及各时期的特点与具有代表性的北魏、盛唐各窟。从本身故事讲到生产力的发展,从佛教内容讲到壁画规律,现场执教,使大家受到极大的教益。 先生生活简朴,淡泊一生却爱生如子。我们去敦煌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先生同我们一路啃凉饼子。记得在兰州转车时,我们陪先生去车站附近买碗热汤面吃。车站到处拥挤着饥饿的盲流。先生刚欲进食时,一只脏手猛然伸进饭碗,先生“啊唷”一声,茫然不知所措了。当我打算把饭碗从脏手中夺回时,先生轻轻地把我拉走了,因为那是只未成年的小手……敦煌的生活是苦的,同学们开始降低粮食标准,普遍从38斤降到28斤,我却从运动员56斤的标准降到38斤。饥饿在折磨着大家,加上水土不服,许多人开始腹泻。我和邵伟尧、李秀实等同学则偷偷吞食沙枣,到早已收完的萝卜地里捡干萝卜根充饥。在这种情况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志们省下了部分雪梨分给大家。为照顾教授,每位老师发了一个大西瓜。这简直是及时甘露,大家很快就吃光了。然而董先生却悄悄地留着……我真担心先生的身体,更不解先生的用意。终于在国庆、中秋双重佳节到来的时候,先生把我叫去,让我把同学们召集起来共度佳节,先生亲自动手把西瓜切得非常均匀……我拿起西瓜,久久不能下咽……戈壁的夜空,明月皎洁清光照人。这远离家乡的西北沙漠上,一个温暖的集体,一片片甜蜜的西瓜,滋润了同学的心灵,埋下了爱和由爱而产生的奋斗精神。敦煌的学习奠定了大家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坚实的传统精神。 1960年10月,董希文带领工作室学生到敦煌考察时留影 董先生治学态度严谨踏实。他广泛推崇着民族传统与意识,褒扬民族艺术,提倡油画民族化。为使大家更多接触民族传统绘画艺术,他给工作室安排了国画课并组织参观了各地博物馆及石窟艺术。对着唐昭陵六骏和汉雕石虎他曾激动不已,对着敦煌、龙门石窟他神采飞扬。他盛赞先辈艺人的神工巧智,认为我们的民族艺术绝不比欧洲其他民族落后,甚至要古远得多;他执教严格,从不草率放任。教学的意识与目的非常明确。从模特儿、道具的选摆到对同学们作业的要求,无不渗透着强烈的民族民间意识。课堂作业如老油漆工、苗女、风筝、厂甸风车等等,都是典型的中国生活形象,绝无半点搬套外国的感觉;先生比较强调基本功,强调结构观念,他认为要从客观对象中退出来,必须先逼近它,认为一张形象准确生动的素描要比一张只讲色彩不问形象的作品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他反对自然主义的摹写对象,强调用艺术家的眼睛去观察,提高客观对象的光、色、形以达到更加完善的境地。国画正是具有这些优点;在刻划人物或风景等形象时,强调对对象的理解和感情,要达到寓情于物的效果,要把世界万物都看成是有个性感情的,即具物性(既有质感又具性格);他比较重视色彩的感情性,习作和创作上都明显地重视色彩的鲜明对比和强烈的色调倾向,以达到令人振奋的效果;先生鼓励探索,提倡不怕失败勇闯新路的精神,他说:苦恼使你考虑问题深刻,习作失败了可以原谅,但墨守成规是不能原谅的;提倡百花齐放,鼓励绘画中的装饰风格,“根据不同内容,采取不同形式、手法表现才能达到风格的多样性”;先生强调造型的内涵和力度,强调笔笔有神、意在笔先、浑然一体、气韵生动的国画精髓,强调油画造型中的线的作用;如此等等,总括起来就形成了本着百花齐放的精神,继承民族艺术遗产,合理吸收外来艺术精华、体察中国民情的基础上,诱发出每人的潜意识,努力探索以达到艺术风格多样化的工作室特点。 董希文给学生讲写生技法 董先生的教学是成功的。这成功不仅表现在他有多么成功的作品和如此独到的艺术见解与主张,更主要的是他教学方法的科学性,那就是在爱护每人的特点的基础上循循善诱、因人施教。他从不强加于人。工作室的同学是志愿求教于他名下而且经他选中的,因此他了解每人的特点,而且在这里首先投以喜爱的情感。他犹如一个元帅,是把大家作为各具特长的战将而训练的,他绝不磨损大家哪怕是一点锐气,总是鼓励大家朝着各自的目标奋力。他给大家准备着各自的营养,从顾闳中、阎立本到波提切利、西盖罗斯。从野兽派、新古典主义到明清绘画、敦煌艺术,循名责实、言必有中。更为难得的,先生豁达求实,以身作则,经常组织大家对教学提意见,展开学术座谈,启发大家多想多提问题,提倡在集体帮助下的个人自我完善。为诱导学生,先生经常临堂示范,讲解自己习作及创作的绘制方法步骤,甚至讲解自己艺术发展道路的深度追求,以达到启发学生的目的。最大的诱导莫过于同学生一起合作,这种合作贯串在整个创作教学中。典型的是一次毕业前夕的合作,先生领受了革命博物馆的巨幅壁画任务,当时同学中刘秉江、邵伟尧、王霞和我配合先生工作,先生带领我们翻阅了古今中外壁画作品,从中找出规律,搞出了大量草图。虽然后来任务取消了,但大家从中的受益却是终身的。最使我难忘的是,在辅导我的毕业创作时,先生根据我平时倾向于造型偏硬的特点,提倡我用刮刀作画,索性更强化起来。然而我感到用笔完全可以达到预期效果。当我把自己反锁在画室里,利用星期日一天把画激动地铺出来,第二天请先生看时,先生露出了惊喜振奋的表情,把自己的意见全部丢开了,立即肯定了画面的大效果,只对几处还不理想的地方提出了具体加工意见。这是多么可贵的求实态度啊!总之先生工作室是完全解放的。先生给我们开拓了一个宽敞的道路,只是这道路并不平坦,它需要自己在铺垫中前进。1961年秋天,同学们以出色的成绩告别了母校和先生。因为教学的需要,我被留下来,但一年后,我由于经济多方面的原因多次向先生提出到部队工作的请求,先生也多次挽留,甚至在经济上提出个人给我按月的补助,这些都使我激动不已,但我还是忍痛离开了先生,欠下了先生无法报答的恩情。先生患病期间我曾去看他,他以顽强的意志表现出乐观的期待,准备病好后以百倍的奋斗给人民留下更多的作品和财富,然而没想到那竟是最后的晤别…… 先生去了,一别无期,他带走了振兴民族绘画的宏愿,带走了更多撒向教坛的爱。然而爱在人间,愿在人间,先生永在人间。做为曾受益于先生的学生,受先生伟大艺术思想影响的一代,两代艺术家以及无数后生,将会永远缅怀先生教恩,承先生遗志,奋斗在中华大地这块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上的,并以此来慰藉先生在天之灵! 董希文(站者右四)与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在教室中合影 1989年11月初于北京 (原载李玉昌、谢善骁编《无尽的怀念—— 纪念董希文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文集》,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 往期回顾:(欢迎查看) ↓↓↓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